一个赌徒之死（The Death of A Gambler):side A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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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司将委托书原样带回旅馆。傍晚又下起了滴滴答答的阴雨，可是他忙于从互助会上逃离的时候，忘记了拿上他借来的那把雨伞。他想到张说过的“让你坚持回到戒赌会的激励动机”云云。好吧，虽说廉价了点，但这可不就是他要的参加下一次戒赌活动的激励动机吗？

经过前台时他再次询问了有没有自己的留言。答复依然是没有。这些天来也不是第一次了。严格来说，现在不是委托私家侦探的旺季（春天才是，因为大家都不想把恼人的过节带进炎炎夏日），但他得考虑到井川浩之一离开酒馆就向他的委托人通报了这次会面情况的可能性。聪明人会从中听出他想接近自己。如果他不想某天在一条小巷子里被出其不意地拦住谈谈，就会提前找到他。开司希望这个叫天贵史的男人是个耐不住性子的类型，这样他或许就会坐不住地率先拿起电话，主动化解他们之间不甚明朗的未来。但从没人回他留言来看，希望渺茫。

于是他心想自己最好还是回房间瘫着去吧。开司谢过前台（这会儿柜台后面换成了一个不怎么眼熟的女人），搭电梯上楼。张和马里奥都无法理解他如果想省钱的话为什么不干脆租个真正的廉租房。但他们人太好，所以从来没有问出口。开司猜他只是喜欢不用自己准备任何家具的感觉。再说了，旅馆没有烦人的房东，也没有自我意识强烈的邻居，只有永远进进出出、互不来往的陌生房客。只要他一次性缴清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季度或是一年的费用，前台甚至懒得过问他手上的可疑疤痕。

他的房间在走廊尽头，挨着紧急出口，小得像个储物隔间。“谋杀房间。”人们会说。好像他真的值得有谁那么做一样。他是个已经躲躲藏藏做了有一阵的无照私家侦探，接出轨调查和离婚案，也帮人找宠物。独来独往，没结过婚，没几个朋友，更没几个积蓄。警察不喜欢他，他也尽量避免和他们照面。此外，他还是个戒不掉小钢珠瘾的赌徒。他欠一些不是很友善的人债，幸运地还上了大部分，但仍然欠。假如有一天，他被某个愤怒的丈夫或妻子——不可能是上门讨债的高利贷业者，因为人只有活着才能还钱——推落电车站台，他不觉得会有任何人的生活因此过不下去。

他开门进房间，手有点发抖。房卡不太稳地在感应器上划了好几下，这才亮起绿灯。也许是因为他喝了一整天的咖啡。开司陡然想起这点，不禁懊丧于他待会儿要怎么入睡。看来今晚他是别想好好休息了。他琢磨了一下要不要熬夜看资料，但他本来也不是那么勤奋的人，所以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思考起在小酒馆里错过了的那顿晚饭该吃什么补偿——他一整天没摄取任何固体食物了，眼下饥肠辘辘，饿得能吞下一头牛。

开司把文件袋扔到床尾，踢掉鞋子，脱掉泛潮的外套和袜子，一面寻思着这个点还能不能叫客房服务（他从来没叫过，但又不想再换身衣服出门觅食）。但他身上因为淋了雨而又黏又冷，头发里散发出一股热烘烘发霉般的酸臭味，越来越难受。他想先冲个澡，可是迷你冰箱里美味冰凉的啤酒正在召唤着他。他打开冰箱，抽出一罐，啪地起开拉环，迫不及待咽下第一口：绵密的泡沫迅速在他舌面上消融，气泡大幅刺激着他的味蕾，啤酒滑过喉咙带来又苦又甘的回味，冰爽的感觉令他的身体由内而外地松弛下来，嘴角也情不自禁地勾起了一抹傻乎乎的幸福微笑。

他拎着易拉罐来回走了几步，从衣袋里找出手机，又拿上电视遥控器，跌坐在床尾的地板上，背靠着床板喝啤酒。一整天的阴雨让太阳早早藏入了厚重的云层，他的房间就像鸽舍似的昏暗。尽管离得很远，仍可听见电车驶过的哐当哐当声。每隔一段时间，有窗的那面墙壁就规律地发出簌簌的抖动声，掉落几簇墙灰。地板和床架也跟着微微震动。开司喝着啤酒，百无聊赖地用遥控器换着台。他没发现什么可看的。电视荧光弄得他昏昏沉沉，不知不觉过了晚饭的时间。他只好被迫爬起来，去翻他收集来的那些外卖单，胡乱在里面点了份寿司当宵夜。

下楼拿外卖的时候他顺道结清了房钱。前台或许很惊讶，但礼貌地没有表现在脸上。开司数出正好的数额递给对方，照例在口袋里给自己留了一周饭钱，但付完才想起没有必要，档案袋里的那笔佣金他还没动过。

他提着寿司盒回到房间。窗外，小院井似的后街公寓刚刚亮起一盏，两盏……十几盏灯。开司常常能瞥见对面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大同小异。不少上班族刚进门就一头栽倒在床上，睡到凌晨两点才起来吃饭。一天下来，他们所有人都筋疲力竭，迟缓活动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对无聊已经完全习惯了的驯良动物。他至少看到两对伴侣没拉好窗帘就在灯光下办起了事，动作也不剧烈。其他的女伴坐在她们自己那张床上敷面膜，一面等着男主人梳洗完毕。一切都慢吞吞地进行着。最后大家陆续熄了灯。千篇一律。

这些人对任何人或事都无动于衷，也从不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真不知道他们第二天起来怎么还能恢复精力，继续干前一天也在干的事。这些人懵懵懂懂地生活，入睡，死亡，全然没有所谓。开司羡慕他们，生活如此没有新意，他们每个人却都心安理得地活着。他几乎想用啤酒罐去丢这些人的窗户，让酒液和碳酸泡沫像硬币雨似的砸上玻璃，然后把身体探出窗外（非常危险）冲他们嚷嚷：“喂！你们难道就没有想做的事吗？——起来做点儿什么啊！找点刺激！做点什么！”

除了实际上并不怎么新鲜的鲜切章鱼足寿司（亏得这还是店家的卖点），他几乎把一整盒寿司全部吃掉了。他用剩下的一点啤酒把食物冲下去，将外卖盒送回楼下大堂的指定回收位置。经过空荡荡的伞筒时他暗暗生出几分心虚，下意识加快了脚步。前台还是没有他的留言。他想过打个电话给井川浩之的手机，好证实对方的确已经把和自己会面的消息告诉了委托人。他甚至取出了井川的名片，但觉得这会儿打过去好像太晚了。他将名片夹回记事本里，十分钟后又取出来，打上面的号码。

他关机。

开司无意推测他正在哪个必须收起手机的场合从事某些掩人耳目的工作。他发了封邮件，只是试探下口风，又开了罐新的啤酒放在外面，然后冲澡，换衣服，收拾脏衣篓。这会儿天贵史应该收到井川的消息了，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他没有理由不。但电话还是没响。开司其实也并不怎么指望它真的会响。他想不出一个打一开始就决心隐身幕后的男人有什么理由回他的电话，更别提亲自出面和他接触。除非他这个人好奇心很强。但这招对猫好像不怎么管用。

看来他只能靠自己的路子找到他了。开司脑中浮现出几张他不怎么想见到的脸，另外几张则不怎么想见他。好吧，其实这也不算什么，至少可以让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保持忙碌，远离赌博。再说，光拿钱不办事，传出去对他做这行的名声也不好。他的委托人如果得知他花出去的预付金被开司用在寻找自己身上，不知会作何感想。很可能没有想法。他大概只会哈哈一笑，掉过头去忙更重要的事。有钱人永远都有比当下更重要的事情要忙。这是公理。

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像他的委托人那么有钱，但每个人都有那么点小聪明，像开司这样的人尤其仰赖它混口饭吃。他把打开的啤酒就那么放着上床去了。他关掉灯，在床上躺下，躺了很久，辗转反侧，最后放弃了，爬起来继续给电视换台。但无论是深夜节目还是自然纪录片都无法引起他的兴趣。开司摁动遥控器，翻来覆去地在那几个台之间切换。如果他想看更多频道，就得付费。一闪念间，一个念头就像换台之际才偶尔闪烁下的雪花，浮上他心头：他应该出门打两把小钢珠。最好再喝得烂醉，最有助于入眠。他知道一个可以通宵的地方，张还没有找到那里。但他假装自己什么都没想起来。他不能再赌了，至少不能在他刚参加完互助会活动的这个晚上。

他关掉电视，将被子拉高到头顶。命中注定他往被窝里钻的时候踹掉了自己先前遗忘在床尾的牛皮纸袋。它掉下去，发出一声轻扑扑的闷响。开司恼怒地长叹一声，认命地再次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揿亮床头灯，不知怎么突然忘记了自己原本想做什么。他在床上呆坐了一阵，这才记起来，不情不愿地蠕动着滑下床铺，哼哼唧唧地挪过去捡起档案袋。

袋口的系绳撞击到地板后有些松散了，未封紧的侧边露出一角纸页。反正也是失眠，开司干脆原地盘腿坐下，把纸袋放在膝头，将里面的内容物一一抽了出来。合同类文书他在酒馆就已经看过，暂且放到一旁。剩下的是从纸页间探出一角的当事人胸像小照，一叠看起来似乎是介绍委托背景的厚纸，还有纸袋本身。开司凑上去嗅了嗅，希望有什么能成为线索的特殊气味，但闻到的只有油墨，以及在小酒馆染上的烧酒味和油炸食物冷掉后的味道。

那张照片在他打开装订成册的背景资料（厚得令人咋舌）时掉了出来，飘落到地上。开司把它捡起来，在当睡裤穿的灰色运动裤上擦了擦，就着昏黄的床头灯凑到眼前端详。这一次他有足够的时间来看清一切：照片明显被人截过了；他总觉得照片上那人狡黠的笑容还应该搭配有一个土气的胜利V字手势，其实并没有。他已故去的当事人一头白发，以他去世时五十三岁的年纪而言未免全白得过早；发丝边缘浅得发亮，但眼睛的颜色却深得过分。他是个面容清矍的男人，开司说不上来是否是脑部病变消耗得他如此苍白而清瘦，但这张照片映出的他的神采不像是个罹患阿尔兹海默的初老者。他颧骨轮廓分明，鼻梁像是曾经被人打断过，不怎么直，唇线平直得近乎冷酷，看上去很少弯出微笑的弧度。然而，照片中的他却在微笑。

据井川浩之颇为伤感地怀想，男人很少拍照，因此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照片，这或许是唯一一张。为了能够在葬礼上使用而拍摄的照片。却是一个人活着时的唯一证明。这里面有什么东西突然触动了开司。他往后倒，倒在床上，把照片拿远，看到它有多么单薄和渺小。他想象着男人为自己拍摄这张照片而走过的每一个步骤——将三脚架拖到房间中央，固定相机，设置快门时间，在相机后这里那里地活动一下优雅的长手脚，不紧不慢地回到镜头前，落座，竖起V字手。快门落下，镜头定格，底片忠实地记录下他生前最后的或许也是唯一的影像。所有这些，如此大费周章，如此郑重其事，只为离自己的死亡更近一步。

所以拍下这张照片时他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死亡。开司思忖着。那会是什么感觉？坐在相机前，盯着黑洞般的镜头，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此刻起正要决定去死。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他在想些什么？他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如此被人怀念，而这张小小的照片就是那些被他落在身后的人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吗？开司的双眼再度与照片里的人相遇。不知怎么，他并没有在那双眼睛里看到一丝死亡的阴霾。有那样一对幽暗瞳孔的人凝视着镜头的目光却格外纯粹，像个孩子。在此之前，开司见过无数案件当事人的照片，只有这张给他一种被直视着的错觉。那目光仿佛越过了生与死的边界，笔直地凝望着他，又仿佛有什么很重要的讯息要向他传达。

——也许这个人也有些人生故事要向他来“见证”。在互助会里，成员们轮流成为见证与被见证的人，站在那张台子上讲述自己的戒赌经历。只有开司，至始至终只是一个见证者。当然，他还不至于自大到产生自己好像神明的错觉，但坐在那里，他的确感到自己就像一名格格不入的使者，摇摆在赌博那熔岩般的激情和温暖如襁褓、但同时也平淡如水的日常之间，等候着把那个他带回某一边的警示。活在这个世上，你必须选边站，否则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是谁？

这会是他的天启吗？这就是这张照片上的人想要告诉他的？开司最后看一眼照片，忍不住——荒唐至极地——想。他挪开视线，呆坐着望着床头灯在天花板一角投下的光圈，一面无意识地在颊边来回扇动着照片，几秒钟后又想起这个习惯先前是怎样激怒了井川浩之。那让他止住了动作。这点陋习还是他随警队里那些老前辈耳濡目染上的。开司不止一次地见到他们用搜查资料垫泡面，或是拿档案里夹着的不管谁的照片扇风——基层警署往往捞不到多大地盘，强行犯系的科室更是常年空气流通凝滞，里头男人臭熏天，所有人都在用手边够得到的东西拼命制造一丝微弱的对流。反正只要自己好过就行，是嫌犯的照片当然无所谓，但受害人的照片也同样管用。

那群老油条私底下完全不把这种行为当回事，他们在受害者家属面前倒也未必特别不老实。做刑警这行见过太多尸体惨状，将死者物化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应对方式。他自己第一次出现场，没有加害者，受害者是典型的孤独死，在家躺了好几周才被发现，尸体已经腐烂生蛆，尸水将后背的部分皮肤与榻榻米黏为一体。法医确认过没有事件性后，鉴识课和随后进入现场的刑警就失去了将死者身下一整块榻榻米撬出来、当作证据运回去的干劲。开司作为大龄新人，自然首当其冲，被使唤去帮忙抬尸体。他的全副精力几乎都用于强忍住别让自己吐在警戒线内，但他还记得负责带他的那个条子，船田，一个操着关西腔的大阪土著，是如何转而将尸体从榻榻米上粗暴地扯下，塞进裹尸袋——说实话，他对待一块午饭时黏在铁板上的大阪烧可能都比这更用心些。他也记得钻出警戒线、回到车上之后，他的搭档是如何在他震惊的注视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令人眼熟的破旧钞票，满不在乎地向他承认这些钱来自死者的抽屉。“你以为这些没人认领的钱最终会去什么地方？它们会进证物保管室，在那儿躺上整整二十年，最后归警署所有。就跟其他所有无名死鬼的钱一样。”他对开司说，把从死者身上顺手牵羊讲得振振有词，“你以为署长不会想到用这笔收入给你发年终奖吗？——拿着，买罐咖啡暖暖手，再去吃碗热乎乎的拉面。这一半是你大冷天还给那倒霉鬼运尸应得的。”

开司没拿那些钱。他拒绝了。船田恨铁不成钢似的大声咂嘴，把钱全都揣进自己怀里，发动汽车。

你得承认，有些人天生就知道该怎么干这行。他资历老到足够晋升前辈的那天，系里给他分配了个新搭档，是个叫佐原的年轻巡查，刚刚从街头巡逻升任到刑警队伍。他们搭档的头一周，他就逮到佐原在翻犯罪现场的收银机。那是起愤怒离职员工报复原上司的命案。现场在一家便利店，被开除的时薪店员捅了店长十二刀，无一人上前阻止。放开被血浸得滑溜溜的刀柄后犯人摸走了店长脖子上的钥匙，打开收银机，抓起一把钞票逃离现场，整套流程如入无人之境。佐原用指甲盖剔开最上面那些被血变得黏糊糊的纸钞，抽出底下的干净钞票，手法娴熟地清点。被开司撞见甚至都没让他眨一下眼。“’分前辈你一半？”他随口邀请开司一起瓜分，语气很是轻快，“听说被杀的那个店长经常克扣薪水中饱私囊呢，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前辈，你说他是不是也虚报过营业额？不如我们用这钱去吃烤肉怎么样？就当把他私吞的份还给了日本经济。”

开司一口回绝了。佐原耸耸肩，把钱揣进口袋。再后来，躺在裹尸袋里被运回来的人就变成了他。

了解这件事情的人满可以嘲笑他的迷信，因为他以一种赌徒特有的固执坚信劫掠死人会给他带来厄运。但他会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说的人，这些都是真的。

他中断回想，将照片暂且放到一边，从床上翻身坐起，挪到灯下看起了委托背景，用的是刑警们被训练出来看搜查资料的方式，一目十行，但一样不落。内容笔法稚拙，但胜在真诚，看得出来力求平铺直述。只是讲述的故事昭和味十足，读下来多少觉得有点和现实脱节。他读到来自神域的男人，黑暗世界的帝王，深不可测的牌桌支配者，关西和关东黑道围绕着赌博业的支配权而展开的血腥豪赌，合上了册子，又看了看装订封面上那几个简陋的大字，再次感到了那种超出现实的感受。

他疑惑自己还在组织犯罪对策系的时候怎么会从没听说其中任何一号人物。也许就像猫有九条命一样，每个人也至少有九种人生，其中一些注定与另外一些永远平行，永远无缘得以窥见。

井川浩之说过，赤木茂是个赌徒。假如他和井川这种算是不怎么成功的赌徒（妈的，作为一个赌棍，他还戒赌呢，他做赌徒简直是做得一败涂地好吗），那他的当事人就是个很成功的赌徒。开司好奇成功的赌徒和不成功的之间有什么区别。他觉得应当不会比有天赋和没天赋的艺术家、赚钱和不赚钱的商人之间差异更大。你成功，人们称赞你富有冒险精神；你失败，同一群人摇着头批评你不是做这块的料。

赤木茂，他的舍牌方式会让你以为他一只脚踏着棺材在地狱行走，脚下如有神助——他又因什么而死？没错，人们自杀。在这个人口约有1.27亿的国家，写着自杀方法的书销量早已突破一百万册。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出于各式各样的理由自杀。他们在浴缸里割腕，在门把手上上吊，从工作地点的大厦天台一跃而下。他们在夏日里烧一大盆碳将自己闷死，在冬日里义无反顾地跳入冰湖。他们就着烈性酒嗑药，或者吞毒。有些精心准备，有些则突然发作。人们因为病痛而死，因为丢了工作而死，因为谢罪而死，因为悔恨或恐惧而死，因为承担不了责任的重负而死。很少有人是真正因为绝望而死。这个国家的人死得总是太过轻率。上一秒有人因为无聊而死，下一秒就有人因为狂热而死。他们为自己失去的东西而死。他们为自己没能得到的东西而死。他们也为自己从未真正拥有过的东西而死。但是赤木茂——这个眼下对他来说依然充满谜题的男人，他如法炮制了某个西洋医生发明的古董自杀装置，策划好一场生前的葬礼，一一向葬礼上的来客告别；他死时被尊敬和爱戴他的人们包围——他又为什么而死？

或许他因为骄傲而死。这是许多神话里全知全能的神明唯一的死穴。或许他想要在阿兹海默像橡皮擦般擦空他的大脑之前——在他还记得自己想要这么做之前，带着尊严自我了结，而不是退化成坐在轮椅里勉强延命的肉块。或许如果他继续活下去，生存至今的意义就将消失不见。或许以上皆是。他不是第一个这么想并付诸行动的人，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些理由很合理，在遗书里并不少见，只是死——仍然只是死。

开司对照委托详情把背景资料又看了一遍，这次看得比较慢，更加细致，并且在记事本上记下了几个名字，决定过后利用他在警队的内线查一查。然后他再次上床，这次没有急着关灯，只是躺在枕头上思考琥珀酰胆碱、氯化钾的药效与静脉注射装置。（所以赤木竟然知道该如何准确地进行静脉注射？如果不小心打入空气，那可将是痛不欲生的死法。）他扭头看躺下前随手甩在床头柜上的文件袋，赤木的照片孤零零地压在那叠档案最上方。开司盯着它，不知道自己该有怎样的感觉。他住在一间平平无奇的旅馆套房，身上套着旧T恤和运动裤，啤酒和烟灰缸永远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还不到二十三岁，已经活得像个洗完澡后一定要来口啤酒或烧酒、再爽快地打出一个酒嗝的油腻中年人。他因为赌博犯错，被赶出警队，一没工作二没前途，现在就像这样勉强讨生活。而在他手边，摆着一段他或许只有在逆境触底时才可能稍稍触及一个指尖的人生。真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提倡说不应该赌博。他们怎么忍得下这种念头？这份乏味？忍得了自己其实一无所长、再无聊不过，人生更没有几率发生重大改变，只是个平均值得不能再平均值的凡夫？

赤木的照片无言地回望着他，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开司探出手去将那张小像立起来，靠在纸页侧边。这个男人身上有些东西打动了他。他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也许是赤木让人难忘的发色瞳色，又或者即使摄成照片也清晰可感的独特气质和那纯粹至清的目光。也许仅仅是他的一个凝视。也许这就足够了。可是，他咬紧了腮帮子：他永远也没有机会真正见到这个人，问他那些问题了。他想，失魂落魄得就像那人走失的一条狗。在他来得及认识这个名为赤木茂的男人之前，对方就已与人世永隔。

他下床找了找，找到他用来把各式账单钉在一块软木扎板上的那种锋利的小图钉，把照片钉到床头。有些老警察会这么做：办公桌上摆满他们救下的受害者，相框装裱起一封封感谢信，钱包里永远随身携带悬案受害者或通缉犯的小照，床头钉着案件剪报或写有线索的便签。那些年轻时未能侦破的案件往往贯穿了职业生涯，最终成为他们心底纠缠虬结的一块“瘤”。开司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还没来得及在警队里待得足够久，久到养成这些独属于刑警的琐碎习惯。他也有自己的“瘤”，区别在于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谁是凶手。

把某个死人当作失眠时的慰藉，可真是有够变态的。但是开司迎了上去，将那人毫无阴霾的清澈目光带入梦乡，睡着了。只身入睡是很难受的。他终于不再是完全孤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