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赌徒之死（The Death of A Gambler):side A 02

-2-

开司决心找到他的委托人，天贵史，亲自见上一面。他有许多事情亟待弄清楚，头一件就是究竟什么样的人会雇侦探调查没有任何疑点的自杀案。诚然，井川浩之说他有顽固的一面，当这种性格撞上创伤后遗症和幸存者愧疚，再加上一点点朝日台水九刑警电视剧里看来的阴谋论，就酿成了一大锅偏执妄想——前提是他本人真的是这样。井川是他的朋友；朋友只看得见对方让他看见的部分。就开司本人的经验而言，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会对自杀调查抓着不放：悲痛而多疑的亲友，但他们更倾向于定期拜访当时的警察，或是在车站前分发传单，藉以唤起人们的良知；还有一种，就是自信没有留下一点线索，同时又不肯放过这个大好机会证明自己与此事无关的凶手。即使是以他通常来说并不怎么管用的“刑警直觉”，后者比突然发作的偏执妄想症也有可能得多。

不过有个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找到这位委托人。他问了井川，谎称自己后续或许会有一些问题，必须直接和委托人联系。井川并没有特别起疑，或者说他看起来巴不得这桩过家家似的跑腿代办游戏能到此为止，后面的麻烦事——诸如定期约见，牺牲珍贵的休息时间听取调查经过——就让那个天贵史自己来吧！（如果是这样，那他们还真是好样的朋友。开司暗忖。）但他没办法告诉开司在哪里能找到天。他大学毕业就搬离了那条街，已经好多年没回去过了。他不确定天和他的妻子们是不是还住在老地方。

“那他是怎么找到你的？”开司忍不住问。妻子们？？

井川只是耸了耸肩，好像那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而开司这个前任刑警现役侦探竟然连这点都想不明白。“简单。有一天他往我上班的麻将室打了一通电话，说他在附近办事，需要和我谈谈。”他解释，“十分钟后，他走进麻将室来找我。”

是啊，就像间谍电影。开司不无尖刻地想。井川浩之显然在刻意隐瞒些什么。他还有很多情况没有告诉他。也许是不能。他们知道他做过警察，自然有许多不见得十分合法的活动经历不便透露。也许他们以为他还会和以前的伙伴联系，倒也算担心得没错。但真正让他感到被小看了的是他们竟然以为他是什么成年人给颗糖就想糊弄过去的小孩儿。

平心而论，开司不喜欢自称警察。他仍然留着他的旧警察手帐，（有一次，他满心以为自己把警察手帐弄丢了，于是诚惶诚恐地补办了一份，结果并没有。不过他也没有提交报告，后来就那么忘记了。）他完全可以自称刑警。比起伊藤警官或是伊藤刑警，伊藤开司更容易被人忽视，私家侦探伊藤则令人起疑。但他不到迫不得已并不喜欢使出狐假虎威那一套。再说现在的老百姓都聪明着呢：他们全都看过电视。这年头，你简直找不到一个普通人不知道刑警按规定永远是两人一组行动。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打量开司绝对货真价实的警察手账，在他离开后立即查阅警视厅监察室【注1】的投诉热线。不，不，他情愿扯几个无伤大雅的小谎，在人们自作聪明地得出结论时顺水推舟，表现得含糊其辞、故弄玄虚。大部分人这样也就配合了。他不喜欢有人提前预设；过早招出自己的原职业对这份工作没有任何好处，只会让本来能对他敞开话匣的人也紧紧地闭上嘴巴。

【注1】监察官负责监督和调查警察组织内部和警察本人的犯罪行为。

从这点来讲，他已然处在了收集情报的不利境地。“那你总得和他取得联系吧？”他问。井川十分迷茫地望着他，他只好换了个问法：“我猜我不是你们找的第一个私家侦探，之前你们都是怎么联系的？”

啊，原来是这回事。青年人终于恍然大悟。没错，就是这回事。开司鼓励性质地点点头，诱导他继续说下去。但是井川没能给出他想听的答案：“他会来麻将室找我。”他回答，似乎这个叫天贵史的男人随时能够知道他几点会在全东京的哪一家麻将馆里上班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每回都是如此，没有事先电话——他经常这样干，”他有点抱怨地说，“我明明给他留了手机号码的。”

“突然出现？”

“突然出现。”井川点点头，“我不需要去找他。”

“那他平常都做些什么？就总是这么神出鬼没？”

“什么意思？”井川反问，稍微有点警觉起来，“——哦，你是想问他有没有经常出没的地方？麻将室或是居酒屋之类的？”

他倒是反应很快。“没错，有吗？”

他摇头，又一次让开司失望。“没有，他偶尔去的地方很多，但没有哪里是固定的。哪里请他他就去吧，我猜。”他往下看，调整着眼镜，“……我很久没见他了。”

这个说法很奇怪，不过也不会比他带来的委托本身更奇怪。“我整理一下，”开司说，“你跟这个人认识多年，你只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近况和最新住址，不知道他喜欢去哪些地方，连他的联络号码都不清楚，而你告诉我他是你的朋友？”

“还有他的家人。”井川不安地补充，“我认识他的家人。”

“行吧，还有他老婆。”开司勉强同意了他。先前井川使用的那个复数还没有完全脱离他的脑海：妻子们，为什么他这次不用“妻子们”这个说法了？

“总之，”他摇摇头，先把这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放到一边，继续分析，“你说你们很久没见面了，结果这个男人就只是某天突然走进你工作的地方，当面拜托你帮他调查一件正常人根本不会费力去查的事，你不认同，你抱怨连连，但你还是为他这么做了。”他用烟指着井川，“——你不觉得这有点前后矛盾吗？”

井川紧张地低头看手，眼镜滑落也没有扶。

开司立刻明白他与那个男人一起经历过什么。共享罪恶比彼此信任更管用。他很怀疑那事到底合不合法。不过说实话，他为什么要在乎呢？也许有部分是为了评估和天贵史这个男人接触的风险。但更多的，他不在乎。这就是赌徒心理。而他无疑还没有从中免疫。

“好吧，”他说，“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就好。”

井川在店里的上班族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时离开了。他礼貌地把剩下的黑加仑橙汁喝完，没有浪费，留下正好够付账的零钞。开司没吭声，也没争着买单，更没为侦探让客户AA制感到羞耻。他继续喝咖啡。咖啡在壶里煮了一个下午，已经不太新鲜，又酸又苦，加了奶油口感还是寡淡得难以下咽。之前他把写有自己个人手机、事务所联络方式和他住的旅馆前台号码的名片给了井川，也在文件袋背面记下了井川说的麻将室地址和座机，还有他上大学时和天贵史同住的那栋集体住宅所在地：天和商店街。他胸前的口袋里安放着井川的名片。但除此之外，他一无所获。

他早晚会找到他的。开司下定决心。闲着也是闲着，他迟早会找到他真正的委托人，和他谈一谈。他会搞清楚他为什么不亲自出面，还有他究竟属于哪种人：无法停止哀悼的亲友，抑或是洋洋得意的真凶。要是做不到，他还是能带着至少三十万日元出走东京二十三区，把这桩麻烦事抛得远远的。

喝够了煮过头的咖啡，开司破开委托人给的一张万元大钞结账。把钱放进托盘里的时候他忽然想到应该提前验看下是不是假钞。他紧张地盯着招待把钞票喂进验钞机，还好，那玩意儿没响。开司松了口气，尽管不是特别饿，他还是考虑起了就地解决晚饭的问题。要不留下来吃点什么吧。离收银台两个桌位远的地方，有个男人正在吃烤鸡肉串，配一扎啤酒。烤大葱的香味诱人地阵阵飘散，鸡肉油腻的脂肪香气勾得人食指大动。开司决定他也要来一份，但等到招待真的把找零拿给他时，他又改变了主意。他留下足够付一顿饭钱的小费。招待喜出望外，殷勤地一路护送他到店门口，点头哈腰地替他拉开店门，甚至破天荒地和开司主动说起了话，还友善地提出要帮他借一把伞。这份花钱就能买来的热情实在超出了开司的社交承受范围。他猜对方一定是从他的脸色上看见了些迹象，因为那人说到半路就识趣地闭上了嘴，一步一步朝后退开。开司自己反手拉上店门，穿过小巷，快步走向他住的旅馆。

——他真正想要的是去两个街区之外的柏青哥店里喝酒。点一杯烧酒和一大扎啤酒，学那些熟客的大叔们把两种兑在一起喝。打完两盘后振作精神的第一口冰镇啤酒是最美味的，接着喝下去总是没有第一口那么好喝，不为什么，就是没有。你必须慢慢地往里面掺烧酒，有意识地让自己陷入一种不必努力保持头脑清醒的昏沉境地。酒和赌博向来有着古怪但合理的伴生关系：赌博让你不至于那么醉，酒精又让你不至于把输钱看得那么像回事，就像已经在淤泥里踩到了底，从此只剩下原地沉浮两下的飘飘然的踏实感。他甚至真的考虑了一下要不要这么做，去他最近常去的那家店，或者更远一点的地方消磨时间。小钢珠在浅口盘里堆积成山的样子在他眼前闪闪发光。去他的，换作高中的时候，他早就找到了一家有柏青哥、有吃角子老虎机的便利店，站着打上一天小钢珠。这种店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好东西永远只会停留在值得怀念的旧时光里。

但接着他又说服自己，算了吧，外面还在下着雨呢，你可不想出去淋雨，走进一家赌场的时候浑身湿透，像条落水狗似的沿路往地毯上留下一道湿漉漉的泥水印子，一看就是去输钱的冤大头。于是加快脚步，走向反方向的旅馆——当初他想给自己找乐子的时候，还算有点控制力，故意挑了离住的地方很远又不顺路的柏青哥店，为的正是这种没有道理就是特别想赌博的时刻：现在的他，连听到雨打在伞面上的声音都能联想到小钢珠接连不断滚落，就好像他的脑袋里除了赌博相关的比喻就没别的了。

好在他住的旅馆离这家小酒馆也不算远，过了马路，拐过两个街口就到。而随着他离温暖干燥的旅馆大堂越近，徒步走去柏青哥店玩两把的念头也就显得越来越不合算。开司在一个路口停下脚步，往两边看了看，压紧头上的帽子，把文件袋塞到风衣底下，用胳膊夹好，竖高衣领，等待信号灯变绿。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追着他的伞从他面前过去。他不由自主地又抬起手，压紧自己的帽子前沿，但随即想到他的帽子即使被风吹走也不会比现在更皱。

这天在前台值班的人他认识，名字大约是叫铃木还是高桥。这些人总是穿着皱作一团的相同制服，印了名字的地方颜色早已剥落得斑斑驳驳，又用水性笔描了一遍，结果就是在多次洗涤中糊成一团，根本看不清楚。开司问他有没有自己的信件和留言，答复是没有。这会儿他也不急着上楼了，他留在大堂翻了遍电话黄页，标出二十三区内所有跟天贵史沾点边的名字（所幸真的很少），把号码抄下来，然后用旅馆的投币电话一一打过去。前台时不时瞥他一眼，大约觉得他在里面待得实在有点太久。开司只管无视对方：当然他也可以回房间用客房电话打外线，最终花掉的钱可能和这一样多，但大堂的公用电话不会留下记录。再说，这年头还有谁会用投币式电话亭？他这么做又没碍着任何人的事。

他花了点时间打给所有人，名字不断从他笔尖下划掉。有些号码直接转进了答录机，有些人干脆就没接。开司不放过任何一丝机会，尽可能给那些至少还愿意让他留言的人都留了言，又回到大堂，坐下等着他们之中的某一个打过来。沙发不是很舒适，磨损老旧的垫子上甚至透出了弹簧印。最初的几分钟里开司挪来挪去地想找一块舒服的地方，最后他妥协了，他把屁股挪到皮面还算完好的沙发扶手上，勉强倚住，面朝大堂落地窗，手里捏着手机。外头雨势渐增，雨水开始成串成串地落下屋檐。开司盯着雨幕冲刷玻璃，一阵想赌博的冲动涌上来。几分钟后它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又卷土重来，随后再次消失。来来去去的像霓虹灯明灭闪烁。他就这么等了半小时。没人回他电话。

现在他真的没法假装自己不是在拖延了。开司收起手机，从伞筒里借了把印着旅馆名号的伞，带着委托文件就出了门。伞又大又沉，遮天蔽日，他差点在错误的路口转弯过马路，还险些看漏一辆疾驰而过的轿车，被水花溅了一身。他走过一个街区，进入一条商店街，路过一家蔬果店、一家炸物店和一家熟食店，总算看见了熟悉的中餐馆招牌。他在那前面过了街，继续往前，绕过一所小学和地区医院，来到巷子背面。那里有扇门，几乎被乌七八糟的小广告和连成片的涂鸦糊满，你不特意找绝对看不见。开司拧动门把手，走下一小段油垢极重的狭窄铁制阶梯，来到他的戒赌互助小组。

他迟到了。已经有几个成员分享完自己的经历，陆续回到座位上。这叫作“见证”，是欧美那边传过来的做法，但开司觉得不怎么见效。底下的听众稀稀拉拉地鼓着掌，零散地说着“谢谢”，一个个没精打采的声音此起彼伏——没精打采，这地方总是那样没精打采，因为来的人总是很少，而且比起开司记得的上回和上上回来得又更少了，这回连座椅的十分之三都没占到。房间角落里摆着一张重新漆过还是显得很破旧的小长桌，这桌子的存在比一屋子赌徒的戒赌意志加起来都要更坚实，它从开司来的第一天就摆在那里，今后大概也会永远地在那里摆下去。桌上总是放着一个满满的曲奇罐和一个糖果盘，还有自动咖啡机。这里的咖啡总是很糟糕，不过茶很香，大约和负责人是中国人有关。但开司还是给自己倒了杯咖啡，然后把两块曲奇泡进咖啡里（今天是燕麦曲奇），在最后面找了把椅子坐下。

有几个人注意到他进来。特别是马里奥。他是开司的“互助伙伴”——有点以前学校里优生差生结对成学习小组的那个意思：同样戒不了赌的两个人凑在一起，互相鼓励坚持，但更大的作用是监视对方别再去赌。开司从来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不过马里奥是久违地见到他。他格外兴奋，但有人正在发言，他只好冲开司点点头。开司也对他点点头，把注意力放回发言的组员身上。讲话的人比他年长，开司以前也在这里见过他。他做过消防员，意志坚韧，戒赌十年有余，依然每周坚持参加集会，风雨无阻。要让开司来说，这人不过是把他的瘾头从一个换到另一个罢了，先是热衷于赌博，然后又热衷于戒赌。但他猜只要对身心有益，戒赌上瘾也没什么不好。

这个男人最喜欢讲的故事是让他戒赌的那道“天启”：那时候他没有命门，什么都赌。他赌掉了自己的存款，赌掉了自己的两辆车，赌掉了还背着房贷的房子，然后是他的婚姻和亲子监护权。“赌徒都他妈是只关心自己的自私鬼，知道吧？”他说，“当你赌的时候，你眼睛里只看得到自己那点破事，家人根本不在那个圆圈里，除非你要开口问她们借钱。”他赌得头昏眼花，最后只剩下每月的工资，还在浑然不觉地接着赌。结果有一天他出现场，是在一家小钢珠店，有个家伙对大火烧身浑然不觉，至死手仍然粘在柏青哥机的按钮上。那人整个都被火烧化了，跟机器的塑料外壳融为一体。他们不得不得把他——也可能是她，因为烧得从外表根本看不出男女——的脸皮从那上面撕下来，才能回收遗体。他说他忘不了那张反面朝下黏在柏青哥机上的脸，忘不了那像蜡一样融化的脸皮上空洞的五个洞眼。从那天起他顿悟了。他下决心要洗心革面。他停止了赌博，辞去了消防员的工作，换成日复一日坐办公桌的文员。现在他不沾赌已经满十一年。“说实话，跟没事就去赌两把的时候比起来，我现在的生活挺没意思的。”他说，然后更正，“但这不是说我赌下去就能一直找到乐子。如果我还在赌，我只会觉得刺激越来越不够，因为我已经麻木，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种没什么大起大落的日子对我来说刚刚好——每周见面的时候，我让自己去关心女儿是不是长高了，辫子是不是梳歪了，和原来的老婆争论让她一个人骑自行车上学安不安全。如果我觉得这样活着太无聊，那也是我活该。我从前赌得太频繁，所以戒赌注定要忍受跟那同等程度的无聊。这很公平。因为当初没人逼我去赌。全他妈是我自己造的孽。”

这些人开口就滔滔不绝地分享自己的痛苦，陶醉于自己为戒赌作出的努力。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讲述那些经历的样子让开司觉得伪善。来这里的人没几个是真心想戒掉赌博，他们只是以为自己想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没有钱。他们见过了大钱，见过了真正的一掷千金，见过了赌局里如流水般永不枯竭的资金，所以他们必须找个法子来忍受这种赤裸裸的现实，来让自己捱过没钱、并且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多钱的念头。这个念头实在太可怕、太难以承受了，可怕到开司敢打赌，如果现在走进来一个陌生人，给在座每一个人发上哪怕十万元现金，不要求回报，他们所有人都会站起来直冲最近的赌场——赛马，体育赌博，棋牌，雀庄，柏青哥。就开司个人的喜好而言，他推荐柏青哥。从十几岁起，他就发现打柏青哥能轻易填补那些因为不想写作业、没有朋友跟他出去鬼混，也懒得在任何社团活动上有所建树而无所事事的时光。你在机子前坐下，就只是往投币口里喂钱然后按下按钮——就只是不停地重复这两个动作而已，五个小时就过去了。你盯着小钢珠滚落，计算一些你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计算出来的运动轨迹。你可以尝试学习，看书，读报，抽烟，喝咖啡，喝酒来替换这一切，一直做同样的事然后度过同样久的时间，你会发现行不通。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运转超过五小时。没什么原因，就是做不到。

五个小时后他会后悔，会为自己花小半天沉迷这种既浪费钱又没有收益的娱乐，却没有了时间去完成更要紧的事（比如作业，又比如工作）而羞愧。哪怕路上没人看他也会羞得抬不起头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赌徒输钱后走出赌场那会儿更深重的羞辱感了。然后这份焦虑将在他再次坐到机器前的那一刻烟消云散，如此周而复始。于是开司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坐在柏青哥机跟前，哪怕这时候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他甚至有点厌倦了打柏青哥。他不想再打小钢珠了，因为会没钱交房租；可他还是来了。坐在那里，不断往机器里喂钱，直到花完刚到手的工资。

这就体现出了警察工作的第一份魅力：至少他不用为警察宿舍付钱。

曾经是消防员的男人结束了他的讲话，互助会进入十分钟的中场休息。一只捐款箱在座位间传来传去，每个人都尽力伸长着手臂，连手指尖都绷直得发白，因为来参加的人实在是太少。开司思索着自己是不是该补上之前没捐的份额。加入互助会之初他给自己立过一个规矩，拿到工作委托后他会来这里，捐掉报酬的十分之一。不管怎么说，互助会算是帮他还了赌债吧，所以开司觉得自己有义务还上。但自从他不来了，这个习惯也就随之停止。

他还记得他的保证人最初并不支持他这层考量。“你知道这是有钱人做的慈善对吧？”他会这么说，带着不赞同的语气，“他们设立基金建了这个协会就是用来做这些的：帮大家还清一定份额的债务，让所有人都得到一个机会，清清白白、没有压力地重新开始。找份新工作，远离赌博，定时来参加活动，然后捐一点小钱——但就是不要把这当成是你新欠下的债，开司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冷静地叹了口气，“相信我，如果你那么想，那你就不是在做正确的事。这么做真的不利于你的心理康复。”

“那你要我怎么想？”

当时他怒气冲冲地问，不敢相信对方就这么否定掉了他唯一知道的承担责任的方式：钱。但他的保证人只是以一种他赌博时也从没抵达过的清醒望着他，然后平静地建议，他可以把这当成是纳税。“我是指你没向社会纳的那部分税，”他补充，“反正你也从不把工作账本上报税务局，对吧？”

他说得很有道理。

捐款箱传到开司手上。他忽然有种冲动，想要把信封里的钱全部倒出来，倒进捐款箱，看看在这里的人们会怎样反应。他想把这笔钱捧到那个刚刚还在讲台上大肆宣扬自己坚毅美谈的前任消防员眼皮底下，看看他究竟会怎么选——他已经戒赌整整十一年，但今天过后又怎么样呢？没有仙女教母的魔法棒，只是他的第十一年又零一天。

他的保证人，张，喜出望外地叫了他的名字，走过来和他打招呼。他是街角那家中餐馆的老板，不过最近中餐不如从前流行了，所以他在和马里奥商量合作改开越南风味餐馆。可是他弄错了，马里奥不是越南人，而是菲律宾人。开司说反正日本人也分不清，东南亚移民在他们眼里全都一个样，结果差点惹哭单纯的马里奥。到头来，整件事情依然在讨论中。开司怀疑那个结论是不是会永久地搁置下去。

张问他情况怎么样，开司撒谎说还好。张没有看出来，满意地点点头：“你又来参加活动了，而且没有赌，这对你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一如既往的，开司为不得不欺骗这样一位好人感到愧疚。但那点愧疚就像杯壁上的水珠，一抹就平：“我知道，不过今天有点难熬。”

“难熬，但是个好日子。”张纠正他，“对赌徒来说，没有赌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可是开司并没有“没有赌”。他还在玩以前的把戏：他去打小钢珠，被张发现了就换一家接着打。最开始他还规定自己一天只能打两盘，你知道，就只是放松放松，不管赢面，打完两盘一定回旅馆。但他最多只能坚持一两天，然后他就再一次开始忘记时间。脱离互助会后开司费尽心思地找了一家新店，因为他确信张找不到那里——他的保证人在开司过去常去的所有店里都留了自己的名片和开司的照片，告诉店主看到这个男人就给他打电话。为了不让张找到，他甚至可以跑去琦玉打大半天小钢珠，夜里再回东京的旅馆。

这些事情张当然都不知道。

开司后悔自己没在旅馆用三十万付掉未来一年的房钱。他有点恶作剧心理地想把信封整个塞进捐款箱，但那恐怕会吓到张和马里奥。他掏了掏口袋，翻出兜里来自小酒馆的找零，统统放进捐款箱。

“那是什么？”张敏锐地瞥见被他挡在风衣下方的牛皮纸档案袋，“有新工作？”

开司本来想含糊其辞过去，但他正小心地随身携带一个厚厚的密封档案袋，这招恐怕对明眼人不太起效：“是啊。”

“是什么？”

“对不起，张。”开司坐在折叠椅里往后缩，“你知道我有那个什么，呃，保密协议。侦探-客户保密协议。”

但他的保证人像猎犬一样穷追不舍。最后开司败下阵来，因为他能感觉到房间里每一个人都默默竖高了耳朵听着他们争论。一个侦探？没人真的转过头来这么说，但他们的姿势传递出了言外之意。一想到有些人很可能没有必要地被勾起了对他“见证”的兴趣，活动结束后搞不好还会来找他搭个话，攀谈几句，开司就恨不得能立刻跳出这副皮囊装死。

“我被委托追查一起疑似谋杀的自杀案。”他吐露。眼看张不赞成地皱起眉头、张开嘴，又准备老生常谈，他抓紧时间说道：“他们付的价钱很不错，张。这是份很好赚的工作，我没有不接的道理。”

张摇头：“你知道不是这个问题，开司先生——不如说这样我反而更担心你了。”他显得忧心忡忡，开司真希望他别再这样了，“你在做高报酬高风险的工作，开司先生，这和赌博没有两样。我告诉过你很多次，你应该避免接这种性质的委托，这会让你的赌瘾又犯——”

接下去他要说的无非又是上瘾心理云云。开司的意识开始溜号。没错，戒烟戒酒戒毒——那些东西都是有形的。赌瘾截然不同。你不玩牌，不打雀，不赌马，不押体育赌博——你把那些旧习戒得一干二净，它迟早还是会以某种方式在你身上显现出来。赌瘾一旦扎根，深入骨髓，就像另一种形式的新陈代谢，是成千上百万次的迷你微循环。你舍牌，掷骰子，扭转按钮，松开把手，圈起报纸上的赛马新闻，你做出一个又一个微小的决定，没有想过那些决定做出的方式正在缓慢改变着你。有一天你会醒悟过来，不知不觉中，赌博已经完全支配了你的行动逻辑。你忘记了一般人的行事方式，越到关键时刻，你越知道如何做个赌徒：毁灭自己，一鸣惊人，抑或一无所有。

张肯定劝了他有一千次，念叨着要他换个工作，或者至少把业务范围缩小到帮有钱阔太找猫猫狗狗或是离婚出轨调查之类安稳且没有冒险性的委托。他在互助会上说了太多次，以至于开司真心开始觉得尴尬。下一次张再当着马里奥的面跟他唠叨的时候——天，他的年纪还比开司小呢——他发火了：“那我要怎么付房租？嗯？”他打断张，“你以为找猫找狗很容易？你知道那些委托人有多难缠——”

“开司先生，”马里奥设法插进他们之间，“话，话不是这么说的。”他结结巴巴地用有点蹩脚口音的日语说道。

“那你说我还能做什么工作？嗯？打零工吗？后半辈子都做体力活？配送披萨，在快餐店后厨切汉堡，五十岁的时候挤破了头地荣升店长，把这叫作一辈子？”

开司挑衅地转向他的互助伙伴，尖刻得近乎意气风发——他想要继续说些更残忍的话来弥补他的愤怒，并为自己辩解。但是面对马里奥单纯的眼睛这太难了。也因为这么做就太简单了。他还能怎样？推开他们两个，第一万次地逃开去打柏青哥吗？至少在痛快淋漓地发泄了一番之后，他觉得心底平静多了，也舒服多了，不再只想着去哪里赌一把。怒气似乎具有某种净化作用，他渐渐冷静下来：“……对不起，我不该朝你们发火。”

“这没什么，开司先生，生气没关系，你不需要隐藏自己的愤怒。”张温和地说，“愿意的话你可以搬来我店里，和我还有马里奥一起住。你可以在厨房帮忙——我们可以一起开店，我会付你工钱。”他向开司保证，“没关系，这都是暂时的安排。我只是想确保你知道，直到你积累了足够的存款或是找到新工作为止，你都有个地方可以回去。”

开司一言不发，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张全帮他计划好了，只是他一次也没有点过头。即使是在他刚来那段情绪最阴晴不定、最难对付的时候，张也没有放弃过他。“开司先生，今天也不打算和大家分享你的‘见证’吗？”每隔一周他就会问出这句话，雷打不动。他不是第一个建议他说出心事的人，但他是最坚持的那个。开司一而再再而三的摇头拒绝也无法让他打住。“这次也不想吗？”他会问，但开司每次都让他失望。“那好吧，那就下次吧。”他会说，“下次你也许就会愿意说出来了。”但从来都是下一次。

开司看不出这次谈话结果会有任何不同。“对不起，张，”他低声打断还在长篇大论地说教的保证人，“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其他工作。”

张沉默了一会儿，是那种让你预感到他接下来的提问恐怕会很尖锐、让你不愿意回答的沉默。“开司先生，”他谨慎地问，“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你至今都不肯说出自己的故事呢？”

“我不懂有什么必要。”他戒备地说。

张叹一口气。“互助会的宗旨不是在要求你分享自己的隐私。”他解释，“不是说一遍遍地重复痛苦的教训，我们就会对自己因为赌博而经历的创伤感到麻木，从而让伤口变得可以忍受。我从前也赌，如果说我从这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鼓起勇气说出来，是因为有些话不及时说，慢慢就会忘记要怎么说了。你现在觉得不找人谈谈好像也没事，可是当未来你经历了特别不顺的一天，特别需要找人谈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哪里都找不到那些话语了。而且那样一天是一定会来的，开司先生。”他顿了顿，抬眼注视着开司，“要么你就趁事情还鲜明的时候谈，要么你就永远不会谈了——拖得越久越开不了口。那些事情会在你心底腐烂，到头来，你会觉得一切都怪自己。”

开司一惊，张的话语偶尔会像导弹一样精准地击中他的过去。他怀疑张上网查过他的名字，浏览过那些新闻报道——他的名字毕竟很少见、很特别，不容易和其他人重名。或许他还见过刊登在上面的证件照片。但这有违匿名互助会的原则，张不会那么做的。他把互助会的信条奉为圭臬。

“开司先生，你总得找到自己的方法去谈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张对他说，“——我的意思是，你毕竟当初主动走进了互助会，说你想戒赌。你承认自己是需要帮助的，这很好；可是你不能又想获救，又不配合治疗。”

但开司没办法，他做不到，即使是对着已逝搭档的墓碑，他也找不到可以谈那件事的话语。为此他早就不去扫墓了。更何况，心底深处，他其实根本不想重温当年那一幕。他只想把一切都忘掉，忘掉，忘掉。

“我不知道，张。”最终他这么说。

张又叹气。“好吧，我们这里不是医院，我也不是正牌的心理医生，所以我不能强迫你什么。”他摊开双手；听得出来，如果他可以的话，他是真的会强迫开司的。“但……开司先生，这是你的人生。我不知道你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不要对自己感到羞愧，好吗？”他目光炯炯地盯着开司，“你有赌瘾，你需要专业帮助，这没什么好羞愧的。你不需要责怪自己。只有这个你必须答应我。”

差一点，只差一点，开司就想把事情全都告诉他了。这是他们最接近讨论的一次，不光是谈过去三年，也触及更早以前。他压抑地吞咽着，每当这种时刻他都会希望自己从没结识张和马里奥，因为有他们在的时间是如此短暂，比根本没有过任何人关心他在那件事之后的状况还糟糕。但无论如何，他们仍然是他现在拥有的最接近“朋友”的存在。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也无法相信他们。

“好。”他告诉张。但他的意思其实是“不”。

张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找个人谈谈吧，开司先生。”他劝慰似地说，“那个人可以是我，也可以不是，”他用眼神示意一旁的马里奥，“——总之什么人都行。只要你还想好好生活下去，早晚有一天，你就非谈不可。”

开司简直没法抬起眼睛看他。“我还……”他避重就轻地挥挥手里的档案袋，“……有个委托要处理。先走了。”

张没有拦他。他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可奈何，就像他们已经争论过太多次，这次他没有力气和开司再争。其实他们根本很少谈及这个话题。这当然又都是开司的错。他心怀愧疚地依次对张和马里奥点了点头，起身悄悄从后门溜走，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就像他一直以来做的那样。时不时地，他会觉得有几双敏感的眼睛黏在他背后。他在心底默默向他们辩解，他不是溜出去赌博，而是有工作要做。此时距离互助会的“见证”重开往往只有几分钟，再过半个小时，整场活动都会结束，他大可以待到那时再走，但开司每回过后都想，或许他只是需要一个借口，在轮到他上台发言、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前溜掉。他来到这里，听大把大把的赌徒讲述他们的人生；而他离开，则是为了从他自己的人生当中逃离。

他也很想相信张的话。“你没有错，”他的保证人曾无数次地告诉他，“你不必感到羞愧。”但他办不到。张不了解他。开司有时会生厌地盯着保证人那毫无矫饰的诚恳笑脸心想，你不了解我。“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他在心底近乎叛逆地大声说。（这样的话，如果真的说出口，就太忘恩负义了。）没有人了解他；马里奥不，他过去的同僚不，他的家人不，他的互助会成员也不。

这毫无道理，他明白，你不能不和任何人倾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却指望他们理解你的苦衷。可他害怕自己如果真的说了出来，张就会发现他有多么无可救药。他害怕他的保证人会用瞬间变得陌生起来的眼神打量着他，一步一步从他身边退开，一面下意识地摇着头：“我帮不了你，开司先生……我真的帮不了你。”他害怕他真的会说出类似的话，而自己从此被宣告为不值得拯救的那类人，因为他做过的事情实在是不可能被任何一个正常人原谅。张和马里奥对他友善，是因为他们全都看错他了。他铸成的错误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不是人们为了赌博会做出的那些荒谬傻事之一。所以他无法不责怪自己。他无法不认为那是他的错，无法不对自己感到羞愧，因为那就是他的错。